主持人：其實我也注意到這樣一個數字，我手里有一個板，這是從1982年到2005年統(tǒng)計的一個出生性別比。1982年的時候是一百個女嬰，同時產生108點多的男嬰，但是到了2005年的時候這個比例已經達到118.58了，我們可以注意到，實際我們從80年代初開始產生計劃生育政策，我能不能來判斷，說現在這樣一個出生性別比持續(xù)偏高，跟現行的人口政策有很大的關系？
趙白鴿：現行的人口政策跟這個東西有沒有關系呢？我想用三組數據來說，我不能說沒有直接的關系，第一個請大家看一下，整個出生性別比的問題，不是在中國實行人口政策以后，中國實行人口政策，我們計劃生育政策是在80年代，可是這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大概在幾千年前就開始出現，就是選擇男性偏好這樣一個問題。第二個，我想給你的情況介紹，目前世界上有兩個很有代表性的國家，一個是印度，一個是南韓，這兩個國家是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，但是仍然出現這樣一個問題。
主持人：他們也高嗎？高到什么程度？
趙白鴿：也高。印度非常嚴重，他們測算到2020年可能有五千萬。
主持人：就是光棍比我們還多，是這意思。
趙白鴿：對，這個是根據國際上的報道數據，南韓是一個很工業(yè)化的國家，但是由于亞洲地區(qū)文化的滲透和影響，在那樣一個國家也同樣存在著性別偏好和性別選擇問題。我還想說一點，在中國，在計劃生育政策執(zhí)行得比較好的地區(qū)，比方像北京、天津和上海，政策是非常嚴格的，很多就是一孩政策，可是那個性別比比起我們的中部地區(qū)可能沒有那么嚴重。我說這些話并不是說我們的生育政策跟它毫無關系，實際上還是有一部分影響，它的影響在哪里呢？由于對人口數量或者家庭規(guī)模的限制，可能使公眾在性別選擇方面有更多的急迫性和緊迫性。
主持人：有沒有可能做一些調整？
趙白鴿：你說的調整，所以我要問你調整是什么？
主持人：比如說農村那些你生兩個，這樣可以選擇男女，我想這個比例可能就更自然一些了。
趙白鴿：我想要告訴你一個情況，這是我的一個判斷，即使是你說了農村可以生兩個孩子，這個性別選擇還仍然會存在的，還仍然會存在。我覺得整個政策調整不完全是指生育政策，應該是整個社會發(fā)展政策，比方女孩的就業(yè)問題，她的教育的問題、醫(yī)療問題，女孩的繼承權的問題，特別是婦女的同工同酬政策的實施，當然，生育政策方面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改進。
主持人：我做一個現場調查，年輕人都沒結婚吧，想要女孩的舉手，三個，想要男孩的舉手，就兩個。其他沒舉手的是不是都不想要孩子了？
觀 眾：順其自然。
主持人：順其自然，男女都行的舉手。剛才我也現場隨機做了一個調查，當然絕大部分同學選擇就是順其自然，男女都一樣，但是我想很多人在看待這個問題的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就是說，想要男孩的人多，所以才會出現這樣一個性別比，尤其是農村。因為確實從剛才的統(tǒng)計數字來看，農村也是出生性別比失調比較嚴重的地方。我知道趙主任不僅留過洋，在美國做過博士后，而且在農村待過四年，在江西待過四年，我想您可能在當地對農村人想要一個男孩這種體會更深，我們這兒也有一張照片，是您當時跟村里的一個，那個時候還是兒時的玩伴，年輕時的玩伴，現在都老了。
趙白鴿：義秀，她是我在江西萬安縣井岡山地區(qū)插隊時候的一個農村時候的伙伴，跟我同一年出生的，1952年出生的，我今年春節(jié)去看她了。當時她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我的老師，她帶我一起上山去砍柴，去水庫上修水庫，同時去碼頭上扛大包。
主持人：當時多大年紀？
趙白鴿：16歲，那段經歷給我很深刻的教育，我深深地體會到，在農村，作為一個農民不容易，特別作為一個農村的女孩不容易，我經常在想，如果我到今天還是像義秀一樣在農村，我可能也會希望是一個男孩，為什么呢？因為她需要有勞動力下地干活，她需要有人掙工分，需要有人為她的養(yǎng)老保障提供一個家庭的支撐系統(tǒng)。我這次跟義秀聊天，我問她，我說你們現在最大的需求是什么，你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她告訴我四件事情，一個要有錢，就是致富，一個要健康，不生病，第三個要有一個有出息的孩子，第四個，要有保障，這個保障包括他們老了以后的養(yǎng)老保障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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