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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周末，正值中國北方酷暑炎夏，我隨同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的資深記者，參加了一家中國跨國企業(yè)組織的內部培訓活動。這個活動在大西北延安市舉行，15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高級管理人員連續(xù)三天進行了相當艱苦的拉練，包括從延安步行三十公里，一直走到“自力更生”精神的發(fā)祥地南泥灣。
三天時間朝夕共處，我被這支“野心勃勃”的精英團隊所感動。這些都是三十多歲的年青一代企業(yè)精英，領軍帶隊的總裁也只是四十開外，但每個人身上都表現出了堅韌不拔的精神和作風，還有一種令人感動的激情。
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，中國近年來迅速崛起的企業(yè)家們，很多都經歷了相當嚴酷的商業(yè)競爭的洗禮，慢慢培養(yǎng)出具有國際視野、持久作戰(zhàn)、意在長遠的現代商業(yè)意識。他們再也不像改革開放之后的第一代“草莽商人”那樣急于求成，容易沉溺于價格戰(zhàn)和廣告戰(zhàn)的競爭。
和企業(yè)人在一起，自然要談商業(yè)活動。在延安這個特別的地方，或者叫“革命圣地”，人們會不知不覺地被“延安精神”所感染。拋開意識形態(tài)等政治層面的因素來說，延安其實是一個創(chuàng)造奇跡的地方。置身于此地，遙想當年歲月，再來看今天商業(yè)化時代的現實，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感到“延安精神”依然有現實意義。
一支由兩萬人組成的隊伍，后來發(fā)展到幾百萬人之眾；一個物質匱乏的偏僻地區(qū)，卻吸引了全中國的精英，乃至數千里之外的南洋華僑。他們?yōu)榱艘粋�共同的目標而來，沒有私心雜念，而且無怨無悔。這是一段相當輝煌的歷史。要問為何如此，首要原因當然是因為有一種特殊而高尚的理想。
概而言之，延安的成功，是因為那一群人有著堅定的信念，有著超出物質刺激的精神追求，有著良好的團隊精神和凝聚力。當年，著名僑領陳嘉庚從新加坡到延安參觀，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接觸后，發(fā)出了中共“必得天下”的感慨。即使今天來體會，我們依然覺得這是發(fā)自內心的聲音。
對那段歷史有所了解的人還能夠發(fā)現，“延安精神”里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，那就是“實事求是，開拓進取”。這與中國社會現在提出的“與時俱進”，在內涵上其實是息息相通的。
在延安“大生產”運動中，中共邊區(qū)政府接受了開明士紳提出的精兵簡政的建議；為了鞏固抗日統一戰(zhàn)線，中共決定實行“雙減雙交”政策，即地主減租減息，農民交租交息。除此之外，還實行了組成政權的“三三制”模式等。
這些決策和措施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經典里是找不到的，中國歷代革命運動的歷史中也未曾有過。在那個艱苦而無外援的歷史大背景下，中共領袖們只能從實際出發(fā)，實事求是，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，而制定出很多符合歷史條件的新政策、新舉措。中共最終建立新政權，這是一個很好的鋪墊。
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管理者，包括企業(yè)和商界領袖來說，真正意義上的“延安精神”，又何嘗不是必須具備的成功因素呢。
實際上，在今日全球化時代，中國企業(yè)家們要走出一條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道路，要保持生產力，要提高競爭力，首先就必須具備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的“延安精神”。不顧實際，死守教條，生搬硬套，結果只能吃大虧，遭受重大損失。
可是，當今中國社會各界，特別是某些企業(yè)都存在著一個誤區(qū)，那就是不愿腳踏實地，而是好高騖遠，貪大求多，以大為強，以多為強。
今天中國的不少企業(yè)，動輒擁有數萬名員工，表面上可以說是家大業(yè)大，但其中也有部分企業(yè)還只是依靠過去草創(chuàng)時期的經驗來管理，還是用舊思想、舊方法來面對全球化時代的新問題和大問題。
也許有人會說，難道“延安精神”不舊不老嗎？筆者的回答是，“延安精神”的實質內涵在于掙脫思想的桎梏，不墨守成規(guī)，不被教條所束縛，能夠在絕境之中開辟一條生路，這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不可缺少的精神。
而中國大企業(yè)目前所面對的最大任務之一，恰恰正好是要在沒有現成樣板的情況下，既不要隨波逐流，又要不斷地自我更新，尤其在管理模式、資訊和技術上吐故納新。而培養(yǎng)集體意識和物質以外的追求，那就更是不可忽缺的任務。
(摘自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，內容有刪節(jié)；作者：韓方明)
